快来看史上最著名的几大紫砂陶刻“组合”！陶刻，是紫砂艺术中的重要表现手法，也是紫砂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集书法、绘画、金石、文学修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有着多种表现手法和运用手段。

　　历代文人的紫砂铭刻和装饰，因其独特的文化艺术和收藏价值，而成为紫砂艺林中灿烂的艺术瑰宝。

　　关于紫砂陶刻的起源，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明蔡司霑《荠园丛话》里的记载：“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之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孙高士为元末人，此说可否佐证元末明初的紫砂传器就有铭刻？

　　但这只是记载，无从考证。同样的，壶史上还曾经记载过许多名人与紫砂壶结缘的佳话，例如史料上记载有项元汴、赵宦光、董其昌、陈继儒等大家都与紫砂壶结缘，但至今还没有发现清代以前的与记载相符的文人紫砂壶真品。

　　同古代的陶器一样，出土紫砂的刻饰最初只是在器皿上刻划制陶人的姓名和铭号。最早的紫砂专著《阳羡茗壶系》提及“镌壶款识”时说：“时大彬初能倩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娴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赏鉴家用以为别。”

　　此言不谬，从已知的明代时大彬标准器来看，铭款的内容，既有只刻名字“大彬”的，也有连名带姓“时大彬”的，还有记年和带堂名的。时至明万历年间，制壶艺人署名落款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装饰形式。

　　此后，“沈子澈……尝为人制菱花壶，铭之曰：‘石根泉，蒙顶叶，漱齿鲜，涤尘热。’”“陈用卿……款仿钟太傅（钟繇）帖意，落墨拙，落刀工。”制器者和爱好者日渐追求紫砂器皿上的铭刻趣味。

　　清初，活跃于康熙、雍正年间的制壶大师陈鸣远与汪文柏、马思赞、杨忠讷、曹廉让、查慎行等文人墨客成为挚友，经常被延聘至这些朋友的家中为其制作紫砂器。

　　文人们家中收藏的法书明画、宋元善本、金石秘玩，提高了陈鸣远的艺术修养。更可贵的是，他还与汪文柏、杨忠讷、曹廉让等，合作开展了紫砂器创作。

　　陈与汪、杨、曹等人的合作，开创了名工名人共同创作紫砂器的先河，使作品的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得到极大的提升。正缘于此，陈鸣远的仿品层出不穷，令人莫衷一是。

　　目前出土的陈鸣远标准器的铭文系陈鸣远与曹廉让等文人合作的结果，由文人创作书写，陈鸣远镌刻，可以说是“曼生壶”铭文的滥觞。

　　陶刻装饰史上最具影响和作出巨大贡献的，当推清代嘉、道年间的陈鸿寿（字曼生）及其“曼生壶”。

　　陈鸿寿为了自娱雅兴，亲自参与设计了多种以光货为主的造型，比较简洁，壶型可装饰面较大，利于装饰，请紫砂艺人杨彭年等人制作，由他自己及江听香、高爽泉、郭频迦等人题铭并刻画。

　　开创了紫砂壶艺的独特艺术风格，是陶刻装饰上的一次飞跃性升华，自此打开了紫砂步入艺术殿堂的通道。

　　曼生壶主要是由铭文为主的陶刻装饰，以贴切的文学艺术性很强的铭文及其自成一格的书法，布局独具，装饰表现不拘一格，镌刻的刀法与壶形、壶名及其铭文相映成趣，其艺术特点与风格整体追求文化和艺术的高品位。

　　特别是其铭文，充满了文人的雅趣和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直接表达了设计者和参与者的思想和艺术水平。

　　有的紫砂专著将“曼生壶”说成“融造型、文学、绘画、书法、篆刻于一体，壶腹上镌刻山水花鸟”，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目前能够确定为“曼生壶”真品的壶中，仅见上海博物馆藏瓢提壶壶身一面刻有奇石，也许与铭文中有“煮白石”有关。

　　这是孤例，不足为凭。首创将花卉、人物画引入茗壶的，当推山阴人朱坚（石梅）。

　　自陈鸿寿开创陶刻壶铭新风之后，又有朱石梅、瞿应绍、邓奎、胡公寿、梅调鼎、徐三庚等一批书画家积极参与其中，对紫砂陶器向艺术的升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一步发扬了陶刻这门装饰艺术。

　　道光初年，出现砂胎锡壶，嘴、把采用白玉琢成，工艺精湛别致。作者朱坚，书画兼长，工鉴赏，尤精铁笔铭文。咸丰年间，许多文人墨客酷好砂壶题款，并把紫砂壶作为馈赠好友和同僚的礼品，因而紫砂壶身价颇高，收藏者与日俱增。

　　有些收藏者以“陶”为号自称壶公。瞿应绍，号子冶，又号月壶，自号壶公，常托好友邓奎专程到宜兴定制茶壶，带回壶坯，亲自撰铭、刻文、镌画，其中，“子冶石瓢”尤为后人所称颂。

　　何心舟，字子陶，号韵石、石林、石林居士，斋名曼陀华馆，浙江绍兴人，是清同治、光绪年间成就最高的紫砂艺人。

　　其人抟砂技艺高超，善制壶、盆、水洗等各类紫砂器物，且制器往往造型独特，独具匠心，为当时之文人所喜。

　　何心舟的最佳搭档是晚晴书法家梅调鼎，梅调鼎是浙江慈溪人，出生于道光十九年，逝于光绪三十二年，字廷宽，号友竹、赧翁，是有清代最为杰出的书法家之一。何心舟与梅调鼎联袂，掀起了紫砂陶艺史上的又一波高潮。

　　用顾景舟的话来说是：“所有传器，品式多样，形制亦雅，最值得赏识的是壶上书法端秀，刀镌利索。从鉴赏角度而言，制作技法虽不够精致，造型结构却别出心裁，一脱陈俗意趣。铭句、书法与壶身三者融合无间，堪称‘曼生壶’之后又一佳话。”

　　作为以制壶谋生的紫砂陶人，何心舟当然还单独或与其他人合作过更多的壶，他和陶友王东石共同主持“玉成窑”，烧造紫砂壶，流传后世的“玉成窑墨宝紫砂”，是紫砂史上“文人壶”的再次勃兴。

　　晚清及民国，国门逐渐洞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民族工商业亦获得成长，包括紫砂业在内的宜兴陶业欣欣向荣。许多专营或主营紫砂器的工商或业主应运而生。

　　他们在上海、杭州等城市设立公司、商行或办事处，在宜兴开办工厂或作坊，请名工制坯、陶刻，然后投入市场。可以说，他们是民国时期紫砂器生产的主导力量。

　　这一时期茗壶的款式以沿袭清代造型为主，而陶刻装饰的水平却较高，这是缘于形成了一支专业陶刻队伍之故。陶刻内容题材多样，涉及花鸟、人物、山水、草虫等各方面，集中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格调和气韵。

　　刻绘的器型也十分多样，既有实用器，也有观赏器，如花盆、香筒、茶壶、赏瓶、陶板等。

　　宜兴有名的书画金石家崔克顺、陈懋生、陈研卿、沈瑞田、卢兰芳，碑刻家韩泰等，是制壶店商聘请的兼职陶刻的宜兴文人，他们笔法老练，技艺纯熟，讲究布局的程式化与完整性，亦具风采，雅俗共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文人与制陶者之间的合作，赋予实用为主的紫砂器以更多的文化艺术内涵，充满了文人雅趣和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由此形成了中国陶瓷史上独特的艺术文化现象。

　　这种结合，将制陶技艺与装饰艺术完美结合，将紫砂艺术纳入艺术创作的范畴，推动紫砂艺术向深的文化层次发展，从而确立了紫砂陶刻艺术的“金石文化艺术典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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