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指定注册?今天谈文人紫砂,容易先谈诗文、书法、题铭、印款与文人趣味,仿佛一件紫砂器只要进入了文人的命名和书写,便自然获得了文人器物的身份。
诗文可以停留在纸上,观念可以停留在语言中,紫砂却必须经过泥料、成形、结构、烧成与使用,最终成为一件能够被拿起、注水、置茶和长期相对的器物。
这并不是说文人必须亲手完成所有制作,也不是把文人紫砂重新归结为工艺高低,而是因为文人之意若不能进入泥、形、工、火与用,便仍然只是器物之外的说明。
真正的文人紫砂,不是先有一件普通紫砂器,再在上面附加诗文与文化。它应当从立意开始,就与材料、形体、手艺和使用共同发生。
从供春、时大彬、陈鸣远到阿曼陀室,可以看见一条并不整齐、却十分重要的线索:紫砂之所以能够成为文人器物,首先因为它在手艺中建立了足以承载文人判断的器物基础。
供春在紫砂史上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后世关于其身份、作品与具体器形,也存在不同说法。
人们常说供春从金沙寺僧处学习制壶,也常把供春壶与树瘿、自然形态联系起来。这些叙述中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一个早期名家的出现,而是手、泥、自然观察与生活空间之间开始形成关系。
它有颗粒,有黏性,有支撑力,也有收缩与烧成之后的变化。一个形体能否成立,不能只靠画稿或想象,而要由手在泥上不断判断。哪里需要支撑,哪里能够收束,哪里应当留下自然起伏,哪里又必须控制结构,都属于真实的手艺经验。
供春所提示的,不是文人可以越过手艺直接进入紫砂,而恰恰是紫砂从一开始便必须在手与泥的相遇中成立。
自然意味也不是模仿一段树皮、复制一种纹理那么简单。若只有外表相似,却没有器物结构,没有泥性判断,也没有使用关系,自然形态便容易沦为装饰。
真正进入紫砂的自然,不是被贴在器物表面的图像,而是通过手艺转化为形体、肌理与气息。
若说供春让人看到紫砂早期造器与自然观察的联系,那么时大彬的重要性,则在于紫砂的器形、尺度、结构与气度,在其所代表的时代逐渐走向成熟。
文人能够进入紫砂,首先不是因为文人在壶上写了什么,而是因为紫砂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值得观看、使用与判断的器物。
时大彬所代表的造器高度,使紫砂不再只是地方性的实用陶器。形体的收放、线条的转折、壶体与流把的关系、容量与持握之间的协调,都开始具有更清楚的器物秩序。
技术可以让器物做得完整,但真正的造器还要处理比例、重心、气息与使用。一把壶是否显得厚重而不迟钝,简洁而不空洞,稳健而仍有生气,都需要长期的手上经验。
也正因为紫砂在手艺上获得了这样的器物高度,文人的观看才有了真正的落脚处。
若器物本身尚未成立,诗文再好,题铭再雅,也只能附着在一个不成熟的载体上。文人紫砂之所以能够出现,并不是文人把普通陶器突然变成了艺术,而是紫砂自身的造器传统,已经形成了足以与文人审美相遇的基础。
没有时大彬所代表的手艺高度,后来文人进入紫砂,便很难形成真正稳定的器物关系。
仿佛观念由文人提出,器形由文人设计,陶人所做的只是把方案准确完成。这样理解,看似尊重分工,实际上仍然低估了手艺。
一件器物从纸上的想法进入泥中,会不断发生变化。泥料有自己的限制,器壁有自己的承重,口、盖、流、把之间也必须重新建立关系。制作者需要在成形过程中随时判断,有时甚至必须改变最初设想,才能让器物真正成立。
文人可以提出一件器物为什么要这样做,手艺则不断回答它能否这样做、应当如何这样做,以及这样做之后是否仍然是一件成立的器物。
当手艺只被理解为执行,文人与陶人的关系便会被简化为设计者与加工者。可在真正的文人紫砂中,陶人对泥、形、结构和火候的判断,本身也是创作的一部分。
陈鸣远所代表的,不只是把自然物做得更像,而是手艺已经能够把观察、趣味、学养与生活经验转化为泥上的语言。
果实、枝叶、竹木、文房清供进入紫砂之后,并不是简单地复制自然外观。它们需要在写实与器用之间取得平衡,既要让人认出物象,也不能失去紫砂器物本身的结构和气息。
真正成熟的手艺,能够在似与不似之间建立分寸,让自然之物进入器物之后,获得新的观看方式。
它也可以进入器形的选择、细节的处理、材料的使用与整体气息。手艺本身可以承载观察,也可以表现节制、清雅、天趣与寄托。
到了这一层,手艺便不再只是文人精神的外部工具,而成为文人意味真正发生的方式之一。
一件器物有没有文气,不只看壶上有没有诗文,也要看它的形体如何起落,细节如何收束,材料有没有被尊重,手艺是否让器物保留了呼吸。
阿曼陀室之所以成为文人紫砂史上的重要节点,并不是因为陈曼生以文人身份取代了陶人,也不是因为诗文、书法和题铭从此高于制壶手艺。
陈曼生等文人参与立意、命名、壶式构想、题铭与书写,杨彭年等陶人则以对泥性、结构和成形的理解,使这些想法真正成为可以使用、可以观看的紫砂器物。
没有文人的参与,器物可能缺少明确的命名、寄托和文化方向;没有陶人的手艺,所谓文人之意便可能停留在纸面,无法进入泥中。
诗、文、书、画、金石、茶事与紫砂制作,不再只是偶然相遇,而是在一件器物中彼此关联。壶式不只是形式,题铭也不只是装饰,器物的用途、命名、形体与文字共同指向一种生活和精神判断。
若只复刻壶形、照搬铭文、模仿款识与古雅表面,得到的可能只是曼生式紫砂,却未必是文人紫砂在今天的继续发生。
一把普通紫砂壶,加上几句诗,刻上文人书法,再配一段典故,似乎就完成了从日用器到文人器的转变。
若器形与题铭无关,泥料与立意无关,制作方式与整体气息无关,文字便只是器物表面的第二层装饰。
真正的文人紫砂,应当从一开始便思考:为什么做这件器物,为什么取这样的形,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泥料,为什么以这样的手艺完成,为什么留下或收束某些痕迹,它最终又要进入怎样的茶事、案头与生活。
文字不能只是说明器物,器物也应当能够回应文字。好的题铭会使器物的意味更加清楚,而不是用文化辞藻遮盖形体与手艺的不足。
文人紫砂不是给器物穿上一件文化外衣,而是让文化判断真正进入器物的发生过程。
写意紫砂反对的不是工艺,而是工艺成为唯一目的;它反对的也不是规整,而是所有器物都被同一种规整标准压平。
写意紫砂允许手工偏差,重视泥性、手感、火痕与不确定性,也承认烧成和时间对器物的继续参与。
形体松散不能被解释为自然,比例失衡不能被解释为天趣,使用上的明显问题也不能被写意二字轻易遮盖。做得粗糙,不等于有手感;不加控制,也不等于自由。
制作者必须知道哪里可以放,哪里必须收;哪些痕迹应当保留,哪些痕迹只是制作中的杂乱;火可以参与到什么程度,又在哪里会破坏器物原有的结构与气息。
手艺越成熟,越不必处处显示手艺。它可以退到器物背后,让形、气与意自然显现。
陈曼生所谓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真正反对的并不是基本能力,而是过度纯熟之后形成的板滞、习气与匠气。
它是具备一定能力之后,仍然保留自然、偶发、率真与生意。若没有基本判断,偶然只会成为失控;若没有手艺支撑,率真也容易变成草率。
它更接近一种节制:手艺不必做到处处圆满、毫无痕迹,却必须知道器物在哪里已经成立,哪里应当停止,哪里还需要调整。
真正的天趣,不是作者替缺陷寻找的说法,而是器物在控制与自然之间出现的一种活气。
一件器物在工作台上看起来完整,进入茶事之后,仍会暴露它真实的结构。持握是否自然,注水是否顺畅,口沿是否舒适,重量和容量是否合宜,都会重新检验作者与制作者的判断。
器物出窑时,在立意、形体、工艺、烧成与基本使用意义上,必须已经完成。它并不是等待藏家和时间补足的半成品。
茶汤、手泽、摩挲、安放、气候与长期使用,会继续改变器物的表面和气息。时间不能替制作问题辩护,却能够让一件已经成立的器物显现出更丰富的状态。
如果一件器物没有稳固的形体、真实的泥性和可靠的使用关系,它很难在长期使用中获得真正的时间价值。所谓包浆与古意,也不能脱离最初的造器基础。
从供春、时大彬、陈鸣远到阿曼陀室,文人紫砂始终没有离开手艺,只是文人之意与手艺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变化。
今天的一道茶舍所面对的,仍然是同一个问题:如何让意不只停留在题铭、文章与概念中,而真正进入泥、手、火、茶、用与时间。
一道茶舍只做全手工与手捏成形,并不是因为全手工三个字能够自动证明器物价值,而是希望让手与泥之间保持直接关系,使器形能够在成形过程中不断被判断和调整。
手工痕迹可以保留,但必须与器物整体相应;火可以参与,但不能替结构和手艺承担责任;时间可以继续养成器物,却不能把未完成的作品变成完成。
“意由我立,形随意生;火成其相;相外之神者——天成”,其中的每一步都不能离开真实的制作。意若不能生形,只是空想;形若不能经手成立,只是图样;火若不能与泥、形相应,也不能完成器物之相。
所谓天成,并不是无须人为,而是人的立意、手的制作、火的参与与时间的养成,在器物中形成一种不完全由任何单一环节控制的结果。
回看这条线索,供春让我们看到手、泥与自然观察的早期关系;时大彬使紫砂在形体、结构与器度上建立起足以承载审美判断的基础;陈鸣远说明手艺本身能够成为观察、趣味与文人精神的表达方式;阿曼陀室则让文人立意与陶人手艺形成更稳定的共同生成关系。
文人可以提出问题,可以命名,可以题铭,也可以为器物建立更大的文化与精神方向。但一切最终都要落到泥上。
器形是否成立,手感是否自然,结构是否可靠,烧成是否相应,能否进入茶事与使用,决定了所谓文人之意究竟成为了一件器物,还是仍然停留在器物之外。
不是因为手艺负责替文人实现观念,而是因为在紫砂中,意本来就应当从手艺内部生长出来。
当意进入泥,进入形,进入火,进入使用,并在时间中继续显现,文人紫砂才真正成立。
张锋,写意紫砂、阳羡盏、全形写意的提出者与实践者,一道茶舍、天成窑主理人,器物与纸本研究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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